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

　　财政政策深度激发

　　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12月27日至28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充分肯定2025年财政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的基础上，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系统部署了2026年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2025年是财政政策由“积极”迈向“更加积极”的第一年，财政在保障宏观经济安稳运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展望2026年，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更加积极”的政策方向，为“十五五”规划顺利开局、稳健起步提供有力支撑。

　　2025年财政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效

　　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精准发力与适度加力，在增强民生福祉、化解债务风险及释放内需潜力等方面发挥了关键的宏观调控作用，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是民生保障持续加强。截至今年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卫生健康的相关支出规模达到97264亿元。从细分科目看，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的同比增长分别为4.4%、8.1%和4.7%，均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增速。在充足的资金保障下，民生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在就业方面，1至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210万人，提前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在医疗保障方面，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稳步提高，构建了坚实的健康屏障；在居住环境改善方面，今年前10个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51万个，惠及大量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继续上调，学生资助、育儿补贴等政策体系日益健全，进一步兜牢、兜准、兜好了困难群众的生活底线。

　　二是化债工作加速推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成效显著，债务治理工作从“攻坚化解”向“系统治理”深度推进。在中央“12万亿元”化债组合拳的有力支撑下，化债资源得到集中投放。财政部安排了6万亿元一次性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限额，截至8月底已累计发行4万亿元。在置换过程中，通过“以长换短”“以低换高”，债务平均利息成本大幅降低超2.5个百分点，累计为地方节约利息支出超过4500亿元，有效腾出了原本被债务付息占用的财政资源，用于保障民生和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超过60%的融资平台已完成市场化转型或有序退出，不仅大幅削减了隐性债务存量，更在源头上遏制了新增违规举债，确保了当前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三是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今年财政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专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另安排奖补资金，助力地方培育消费新场景、新热点。截至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0%，高于2024年全年3.5%的增速。其中，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2.5万亿元，惠及居民超3.6亿人次。在商品消费平稳增长的同时，服务消费与新型消费表现出强劲动能。

　　2026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发力方向

　　展望2026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精准有效，统筹兼顾经济运行的“短期平稳”与中长期的“结构优化”，深度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服务强大国内市场建设。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既是当下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的“组合拳”，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要以投资于物为抓手，稳定并扩大有效投资规模。一方面，要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与使用进度，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建设与“两新”政策扩围，加速激发国内投资和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弥补财政支出短板。本次会议强调“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和重点战略的发展，推动新旧动能平稳不断转换，夯实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二是要将投资于人作为稳定投资、放大投资乘数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强化对重点群体的消费保障。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多孩家庭等重点人群，支持地方设立定向消费补贴、生活救助和临时性支持项目，增强政策直达性和托底功能。同时，推动财政资金更有针对性地用于以旧换新、育儿减负、住房改善等民生类支出领域。另一方面，要强化就业支持与收入导向，拓展重点群体增收路径。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人群，推动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技能培训等项目落地，扩大基层和新兴领域就业容量。鼓励地方通过岗位补贴、创业扶持、融资贴息等方式，引导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打通经营性与劳动性收入协同增长的机制，夯实居民消费的收入基础。

　　第二，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本次会议强调“坚持化解风险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不放松”。债务管理并非单纯地做减法，而是要通过科学管理，使债务规模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相匹配。一是应当转变将政府债务仅当作财政风险源的旧有观念。要明确政府债务的功能定位，为“扩大财政支出盘子，确保必要支出力度”提供财力支撑，实现财政预算由“追求短期平衡”向“追求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结构优化相结合的跨期平衡”的深刻转变。二是强化对债务置换资金监管，确保债务置换操作的透明性和规范性。在守住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基础上，将置换后的债务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对债务置换资金使用、债务项目筛选、偿债计划等方面严格监督管控，确保债务信息的公开披露，增强债务管理透明度。三是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化债本质上是让债务回归合理水平，不能将化债任务视为单一目标，必须使其与经济发展进程保持动态平衡、协调推进。

　　第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共同。本次会议强调要“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这是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一是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预期。通过合理增发与使用政府债务工具将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以公共投资的形式创造新的总需求。通过完善财政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增信等财政性信贷方式，放大政策杠杆效应，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重点纾困中小企业、赋能科技创新。二是央行需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平稳，通过适度的流动性管理来支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特别是在国债发行期间，央行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合理释放流动性，以缓解因国债吸收资金导致的市场资金面紧张状况。同时，需审慎确定流动性投放的时机，确保其与国债发行的时间间隔得当，既要避免与国债发行直接冲突，防止资金成本过低影响国债吸引力，又要确保流动性供给的及时性，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利率的平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洪范：

　　以高水平管理

　　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

　　2025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落实党政构造过紧日子要求，以高水平管理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实践中，财政科学管理是新时代高水平管理在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是更好发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必然要求。

　　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和社会之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要论断，将财政的职能定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财政如何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和社会之问随之产生。

　　翻开我国的史书，自西汉起，历朝历代都有一部《食货志》，记载这个朝代的财政经济发展史，留下一幕幕“兴也财政，衰也财政”的悲喜剧，发出“财赋者，邦国之本，如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的历史感叹，同时向后人提出“财政如何发挥济世经邦的根本和重要作用”的历史之问。

　　财政是一门治国之学，又与每个家庭和个人息息相关。“花钱要花在刀刃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是民间流传的谚语，其核心含义是倡导在使用钱财时应精打细算。公正无私、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勤俭节约，成为古今圣人先贤自律的原则和准绳。然而，现实中普遍面临“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如何避免损公肥私”“如何消除铺张浪费”等社会之问。唐代李商隐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告诉我们，回答这一社会之问，并非易事。

　　进入近代之后，预算首先出现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时至本日，需求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预算的核心议题，面临“漫天要价”“瞒天讨价”“锱铢必较”“争多论少”的常态。如何真正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并持续研究的重点。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回应上述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和社会之问等众多问题的财政答案，就是财政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内功”和永恒课题，先进的思想观念、成功的经验做法、完美的制度政策等，离开了财政科学管理，都不可能产生实效。

　　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取得明显成效

　　财政科学管理从2023年酝酿提出、2024年决定试点到今年3月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同年10月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充分显示出财政科学管理在理论、实践上的正确性先进性。从2025年试点开展情况来看，财政科学管理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财政科学管理的理念与“四化”内涵被广大财政干部理解、接受与运用。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是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这成为普遍认识。财政科学管理既是管理，也是改革，要着力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实现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突破。

　　具体来讲，建立系统化管理体系，将财政管理从资金源头贯通到使用末端，横向到边、覆盖各预算部门和单位，纵向到底、延伸至市县基层。采取精细化管理方式，对财政业务全流程、各环节进行优化，严格把控工作细节。完善标准化管理方法，实现财政资金分配规则和流程的统一，做到标准清晰、约束有力。夯实法治化管理基础，健全财政法规制度体系，加大财会监督执法力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财政工作。

　　二是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取得实质性成果。今年4月，安徽省推行零基预算改革2.0版，在“破基数、强统筹、保重点、提绩效”1.0版基础上，迈向“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2.0版，将改革由一般公共预算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延伸，推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政府投资项目资金论证和保障的有机融合，计划用3至5年时间基本建成“预算编制测成本、绩效目标设成本、预算安排核成本、预算执行控成本、预算完成评成本、评价结束出标准”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把标准、成本意识和方法贯穿到预算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8月，山东省推出“四张清单”预算编制法，将“三保”和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单独核定，对剩余支出按“公共服务、产业发展、重点建设、政务运转”四张清单分类管理，让所有部门的同类支出可直观比对，预算分配依据从“历史基数”转向“事项优劣”，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预算绩效管理实行“末位淘汰制”，倒逼各部门提升效能。财政评价实行部门间横向“赛马”，对排名靠后的部门项目取消或压减预算；单位自评在部门内部排序，对排名后1—3位的政策或项目“直接淘汰”，对排名后20%的按不低于10%比例压减下年预算。济南财政开发“零基预算审核沙箱”，实现预算项目调整全程留痕、实时追溯，避免漏编且减少人工操作；运用“部门预算智能画像”数字化工具，提取整合部门数据生成专属“个性画像”，为预算审核与决策提供支撑。

　　然而，财政科学管理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财政科学管理不是财政部门一家的事，需要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机构、市场主体及个人的理解和支持。财政科学管理需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权责配置和财力格局更加优化；妥善处理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增强政府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财政科学管理不是制定一个文件办法，而是涉及财政工作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需要更多地方、部门、群体参与到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的工作中去。

　　从三方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

　　一是紧紧抓住健全预算制度这个“牛鼻子”。预算是财政的核心。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预算能力。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预算的准备、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评价、问责、监督等，是保障预算服务于国家与人民利益的重要制度安排。这需要从根本上全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法律制度上科学分配立法权、行政权、管理权、问责权、监督权等预算权力，在具体管理执行活动中维护预算权力的集中统一，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预算治理效能提供根本保障。

　　二是筑牢财政科学管理的“地基”。信息是一个国家基础设施中几乎看不见的组成部分，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地基”。一切行为，都会留下相应信息；一切需求，也都有赖于充分的信息才能变成现实。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处理变革史，财政发展史就是一部财政信息处理变革史。科学的决策和管理，必须建立在完善充分的信息基础上。将大量分散在各部门单位的基础信息和财政数据集中统管，不仅有助于摸清财政底数，而且能辅助部门及预算单位理清事权。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财政补助等看似简单的一笔笔支出，如何用到位，花出绩效来，有赖于财政信息的统一集中动态管理。

　　三是积极运用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直至三百年前，人类信息处理能力依然非常有限。工业革命之后，迅猛发展的信息及网络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当然也改变了财政。近些年来，现代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在财政管理中得到应用，赋予财政这个复杂系统健全的“脑”、敏锐的“眼”、强壮的“心脏”、畅通的“血管”以及勤快的“手”与“脚”，引发财政管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从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诞生后不久就已兴起，至今尚在进行之中，当然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创新思维、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去破除和化解。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高华声、

　　助理研究员叶家毓：

　　财政金融协同升级

　　放大政策效能

　　12月27—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财政金融工作基调。会议将“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列为五大核心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政策逻辑的深刻变革——从过往较多依赖财政投入的“规模托底”，转向更多利用协同机制的“效能倍增”，从而精准契合“坚持内需主导、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推动定位升级：财政金融协同“效能优先”新范式

　　2026年财政金融工作的定位已从前些年的“规模配合与工具试点”进一步转向“放大效能”，其核心逻辑在于利用财政资金撬动更高的杠杆倍数与更精准的资金流向。这一转型的基础，源于前期政策实践所验证的高杠杆与低成本双重优势：从杠杆效应看，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支持8400个设备更新项目，成功带动投资超1万亿元，彰显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能力；从精准降本看，2025年普惠小微贷款在余额同比增长12.2%的同时，加权平均利率降至3.48%的历史低位。基于这两组数据构成的实践基础，应聚焦“财政贴息引路、金融资金跟进”这种高效协同模式的复制推广路径。

　　具体来看，结合会议部署，2026年应延续并深化前期政策思路，同时针对开局发展要求作出精准升级。

　　在供给端，落实“效能”优先的核心是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同于以往的广义投入，2026年的协同路径预计将严格遵循会议关于“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要求。一方面，通过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承接并放大制造业投资动能；另一方面，利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等抓手，引导财政与金融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领域倾斜。这种协同并非简单的资金堆叠，而是旨在落实“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部署，将宝贵的资源集中配置在产出效率最高的先进制造环节，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在需求端，协同发力预计锁定“投资与消费”双轮驱动，服务于“坚持内需主导”的战略目标。一方面，财政金融或将合力挖掘“两新”政策潜力：在投资侧，加大对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的投入，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在消费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形成“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在“保基本、兜底线”领域，协同机制将更加注重精准性，特别是在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就业等关键环节，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引导，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实现从“保数量”向“提质量”的进阶。

　　升级风控体系：筑牢“底线思维”与“纪律防线”

　　在聚焦效能升级的同时，2026年财政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防控重心聚焦于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与基层运行的安全防线。依据会议部署，2026年的风险防控，要通过落实“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与“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这两大核心抓手，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一是聚焦“实质转型”，推动融资平台改革攻坚。会议明确提出“分类推动融资平台有序出清并实质转型”，这一表述指明了2026年相关工作的核心逻辑是“改革”而非单纯的“救助”。这意味着，财政金融协同的重点将放在推动平台公司的市场化重组上：对于缺乏造血能力的“空壳”平台，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推动其有序出清；对于具备运营基础的平台，则通过注入优质资产、理顺政企关系，推动其实现向真正市场化主体的实质转型。

　　二是紧盯“三保”底线，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会议将“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作为风险防控的重要一环，并强调要“坚持压实责任与健全机制相结合”。这表明，2026年财政工作的安全底线更加清晰——即确保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不出任何风险。这不仅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政治任务，也是财政金融政策能够“腾出手”来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总体来看，2026年风险防控的系统框架呈现出鲜明的“向内发力”特征。这一部署不再局限于对个别风险点的点状应对，也不再过度依赖外部救助工具，而是将财政金融安全视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深度嵌入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进程中。通过扎紧财经纪律的“铁篱笆”、夯实基层“三保”的“压舱石”，政策旨在构建一套具备自我免疫、自我净化能力的治理闭环体系。这种“化解存量、严控增量、健全机制”的长效防线，将为“十五五”开局切实营造一个更为安全、稳健、可预期的财政金融环境。

　　筑牢效能支柱：完善机制、激励主体与跨周期管理

　　“放大政策效能”目标的实现，高度依赖于三大关键支柱的稳固构建：精细化的协同机制、被有效激励的执行主体，以及超越年度预算的跨周期管理框架。

　　首先，保障协同精准落地的核心，在于构建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运行机制。会议强调的“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与“坚持压实责任与健全机制相结合”，在协同层面首先指向制度化、透明化的项目筛选与资金匹配机制。这意味着，未来由财政贴息、担保或直接投资引导的金融项目，其评估标准、决策流程和信息披露将更为规范，以确保资源真正流向会议所确定的“两重”“两新”领域。同时，针对金融机构的差异化考核与风险分担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如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优化监管指标等方式给予金融机构实质性支持，将宏观导向转化为微观激励，有效破解“不敢贷、不愿贷”难题。

　　其次，效能释放的活力之源，在于有效调动并赋能政策传导的关键主体。除了作为资金供给方的金融机构，两类主体在2026年的作用尤为突出。一是科技创新主体，尤其是处于重点产业链上的“专精特新”企业。财政金融政策需进一步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扩张的全链条融资堵点，如探索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评估与增信体系，让财政资金的“早期投资”与金融资本的“成长期投资”实现无缝接力。二是地方发展主体。在“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如何用好新增债券资源至关重要。协同机制将指导地方“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在严控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将债券资金精准配置到投资回报清晰、经济带动作用强的项目上，提升地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最后，效能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建立“长效机制”与“跨周期”视野。会议部署体现了鲜明的长期主义思维，这要求财政金融协同必须具备跨周期视野。一方面，在工具运用上，落实“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这一部署，注重资金供给与项目周期的匹配，避免因期限错配导致项目烂尾或资金闲置。另一方面，在监督机制上，必须建立严格的闭环。会议强调的“坚持精准发现问题与有效解决问题相结合，不断加强财会监督工作”，要求协同政策的评估标准从单纯的评价“花钱进度”转向“资金绩效”与“合规安全”。“管好资产与用好资产相结合”的机制，将确保财政金融协同在发展中化解风险，在支持中培育动能，实现长期动态平衡。

　　展望2026年，财政金融协同的重心将聚焦于精准支持内需扩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同时严格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建立长效机制上持续发力。下一步，关键在于将“放大效能”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具体的实物工作量，以高效的财金协同护航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为现代化建设开好局。

　　来源：中国财经报

来源： 中国财经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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