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平心静气深入思考过去、当下和未来，其实不难发现，所谓稳定的秩序和格局，从来都充满张力暗流涌动，阶段性扰动乃至重组是常态，“帕累托改进”你好我好全都好的繁华年代则不常见。

　　编者按：随着2025年的结束，这个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个年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或许目前为止，更多的是变化中的措手不及和对未来的茫然。曾经脚下坚固的地面正在一点点偏移、开裂，所有人都亟需找到新的立足点。

　　好在还有阅读。任时代如何变化，书籍永远可以给予我们启示，甚至可以说，书籍正是审视变动的产物。一代代写作者都在尝试给出自己的回答。而我们，作为阅读者，也同时承受着这份考验。

　　经观书评推出新年特辑“寻找新的立足点”，邀请各界读书人分享他们在2025年的阅读与思考。本期作者是作家邓安庆，他说：

　　“我相信，时间的确有如此淘洗的伟力。当时间之河毫不留情地流向2026年时，每一个普通人都将继续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书写还在继续，阅读也在继续。”

　　《欧洲告急》把丘吉尔和奥威尔在二战前后的命运交叉展现，乍看之下颇令人不解，二人的政治和职业生涯交叉之处并不算多，顶多算是平行或勉强的前后脚(比如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地时光)关系。政治立场也迹近光谱的两端，一个偏左，一个偏右。

　　《欧洲告急：丘吉尔、奥威尔与自由之战》

　　[美]托马斯.E.里克斯(Thomas E.Ricks)|著

　　朱珠吕品|译

　　理想国|民主与扶植出版社

　　2025年9月

　　阅至半程，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便明显起来：作为各自阵营的孤勇者，他们都敢于对抗各自派别中那些所谓参透历史大势者，敢于逆潮流而动，从而在后人的心目中、在更广大的意义上顺应乃至引领了长期的、正确的历史大势，也即看穿左右极权的本质，并挺身而出与之搏斗，从而令原本告急的欧洲得到救赎。

　　丘吉尔阵营中的极右翼保守主义者，视下层阶级为洪水猛兽，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为对抗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堤坝，甚至视其为西方文明的拯救者。他们中有些人是失望于民主的乱象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阶段性挫败，进而醉心于纳粹法西斯政权的效率、团结和勇武，这些人自然是真心认为德国和意大利道路代表着西方文明前进的方向。

　　当然也有不少右翼精英从骨子里厌弃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更无法认同他们身上充满暴发户气息的粗鄙、傲慢和恃强凌弱，以及他们对暴民大众的刻意煽动，但这些右翼精英依然对他们采取绥靖主义的姑息纵容之态，冀望将祸水东引，去对抗他们心目中对西方文明构成更大威胁的苏俄势力。

　　作为右翼精英中的精英的丘吉尔，自然是铁杆反共分子，也希望他心目中的两个魔鬼能相互残杀，但他对纳粹的野心和恶行从始至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希特勒难以餍足的侵略欲望始终保持警惕，并很早就得出结论，越早迎头正面硬刚纳粹法西斯势力，越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而奥威尔的难能可贵之处则在于，他并没有因对纳粹法西斯的痛恨，而选择对其在西班牙内战中亲眼目睹的斯大林式极权的危害视而不见，或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反纳粹大业而对苏联大清洗和对欧洲共产党人的操纵缄口不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当时的西方左翼精英知识分子中，苏联道路的死忠粉并不在少数。从萨特到霍布斯鲍姆，当时无不认为苏联道路代表着历史大势，也是唯一能够对抗纳粹狂潮的力量，《1984》式的噩梦至少在当时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心智图景中。

　　而在《甘地与丘吉尔》一书中，丘吉尔则又和甘地互为镜像，均坚信自己代表了历史的潮流。作为一个相信大英帝国昭昭天命的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认为印度人民没有做好自治的准备，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则给印度带去了安定、繁荣和文明，英印政权事关治理的资产负债表是有着很大盈余且经得起历史核验的。所谓印度人民的自治渴望，只不过是被甘地这样的野心家煽动的而已。在他眼中，喜欢在腰间裹缠一块土布，鼓励纺车运动，抗拒西方文明的甘地，无疑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沽名钓誉的怪物。

　　《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美]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著

　　刘畅|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11月

　　如此一来，那个敢于直面猖獗的纳粹邪恶势力和令人作呕的绥靖主义，敢于对抗右翼保守势力中的短视者，而被后人视为挽欧洲历史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因在阻挠和对抗印度人民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很多人定义为昧于大势的历史绊脚石。

　　同样地，即使在自己的阵营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甘地始终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固然引领了反殖反帝民族求解放的历史潮流，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也确实给英帝国主义者带来了很大的治理麻烦和道义上的挑战，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一代追随者当时就无法苟同甘地路线代表了印度的发展大势。

　　事实上，甘地本人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注定会变成令人尴尬的存在。他在完成历史使命后的遇刺猝死，其实被不少人视为完美的谢幕。在其烈士光辉而非现实路线的加持下，尼赫鲁们才能够大刀阔斧进行印度特色的现代化试验。

　　所以，何为大势？而看清大势到底有什么用呢？能够看清所谓大势，或许会让人有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有谁不愿意活得明明白白，主动“持存”自身的“此在”于“存在”的长河中呢？如果因之能够提前顺应时势，那更是满足感加倍：能够提前“洞察”不好的大势，且能本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精神提前闪避。如果还能够预判浩浩汤汤的历史大势，并能加以引领，那更是锦上添花。再不济，也能以后见之明为自己赢得“蒙冤昭雪”的爽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关系最为紧绷的时刻，民主派人士张东荪还想在两者间说和，因而不顾形势继续和美方“眉来眼去”，最终因涉嫌“叛国”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然而若干年后当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的消息传来时，“垂死病中惊坐起”的张东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还是我对。”

　　大萧条中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总统，上台伊始便废除了金本位制，曾经的民主党和人民党双料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也会泪流满面“还是我对”。想当年他可是以直斥金本位为“黄金十字架”而名噪一时。然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样一个代表了中西部小农场主利益、对抗东北部工业金融资本势力和国际贸易潮流、妄图回到杰克逊乃至杰弗逊重农主义时代美国的民粹主义人物，绝对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人士。而其在一场关于进化论的官司中捍卫上帝造人观点的颟顸立场，更是将反动落伍分子的帽子紧紧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类似的桥段也可以套用到前共和党人戈德华特身上，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看到特朗普如此意气风发，肯定也会涕泪纵横，“还是我对”之余更会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历史上那些坚信自己对历史大势的预判，不惜殒身以驱动之，并不惮于裹挟大众去“顺应”历史潮流者不知凡几，然而并非所有有愿景、有狂热执行力的人都会成功。

　　在当前的大势没有耗尽自己沛然莫之能御的气势和力道之前，新的大势难以形成。对于历史的弄潮儿来说，两个大势之间的时段，最难将息，因为谁也说不好它到底会有多长久，而历史的潮流又会以何种方式挣脱哪段历史的堤坝磅礴而下。

　　这么说起来，判断是不是所谓历史大势，必须将时段拉得足够长远，才能看得真切。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过于长远，似乎历史就失去了所谓大势，而呈现摇摆不定的规律。长江黄河固然不会倒流，但阶段性的弯弯绕绕势所难免，左右分流之后还会出现左右合流。

　　以我们自身所经历的“大势”为例。很长一段时间里，里根和铁娘子撒切尔在一代人的心目中代表着历史潮流。首先他们在冷战中坚定的反苏立场，自然让无比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人们心生好感。更不用说他们翩翩风度还金句连连，一句“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曾令多少奥派为之心醉神迷，至今仍呈余韵流芳之势。从大洋彼岸飘来的去管制的气息，在汲汲于从筹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人们看来格外迷人。当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浪潮来到有着充沛而廉价且渴望致富的劳动力的土地，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

　　那是一个全球化东风吹满地的年代，你好我好全都好。可惜如今回头看去，这只是历史大势的一面之词。大势的另一面是制造业空心化，低端服务业就业人群不断扩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和政治极化。《美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对于这段美国福利制度坍塌史和经济脱实向虚的转身有着细致的描述。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

　　[美]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著

　　鲁伊|译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4年9月

　　那些全球化的失意者，催生出了特朗普这个有着强烈的民粹主义气息的反全球化、反福利制度、反政治正确和反移民分子。然而，当特朗普喊出要瓦解建制派，要回归小政府和扶持工人与农民的时候，很多人感觉仿佛他就是里根的隔世衣钵传人，从而对其莫名心生好感，而忘记了正是里根们强力开启了去管制、去福利化的浪潮，从而开启了上一轮全球化的烈火烹油之势。而对侵略者一副谄媚嘴脸的特朗普，与在柏林墙前玉树临风朗声高喊“戈尔巴乔夫先生，拆了那堵墙”的里根相比，更是高下立判。

　　然而这些事实似乎都不妨碍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像曾经的里根总统那样代表着历史大势——他们眼里所谓历史大势，是可以从历史长河中相似的时段截直取弯拼接而成。

　　岁尾年终，是一个总结和展望的时段。找寻纷纭世事背后的趋势性力量，并尽可能顺势而行，是每个人的热望，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们以为的趋势，可能只不过是阶段性的异动乃至逆流，反过来说，很多事后势头强劲的潮流，当时看去只不过是草蛇灰线。

　　比如当AI注定会改写人类历史的时候，大语言模型本身是不是AI最有前途的演化路径，在业内人士看来并非板上钉钉。而对于“吃瓜群众”而言，到底如何与AI共舞，而不被其推出职场，则是一个忐忑前行中与诸多不确定性不断调适的过程。而正在努力争取投资者和市场青睐的创新者半真半假的话术，则令整个图景蒙上了更多亦真亦幻斑驳陆离的光影。

　　因此，大大都时候人们所做的都是短期的择机而动，吊诡的是，这种短期行为本身所形成的共振，有时又恰能转化为阶段性的潮流，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迹，供后人任意评说。

　　对于当下的一些异动，一个时髦的说法是“后”某时代的遗产。比如以巴冲突是后中东殖民时代的遗产，而俄乌冲突则是后冷战不稳定格局的遗产等等。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人们当下正在制造的最大的历史遗产或许就是“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其始作俑者和主要的推手居然是这一轮全球化格局的主要缔造者，此情此景更令人感慨系之。金价的快速上涨，本身就是全球投资者对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格局前景不明用脚投票的结果，而美元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的根源，恰恰正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自毁长城之举。

　　当人们平心静气深入思考过去、当下和未来，其实不难发现，所谓稳定的秩序和格局，从来都充满张力暗流涌动，阶段性扰动乃至重组是常态，“帕累托改进”你好我好全都好的繁华年代则不常见。

　　如今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变革浪潮汹涌而至，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与挑战，叠加气候变化加剧、区域发展鸿沟加深、族群和地缘冲突频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勃兴等等，似乎确证着两个大势之间的“乱世”时刻。

　　所幸的是，虽然面对诸多以前无法想象的冲击，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依然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贸易战受到一定程度的反制，地缘政治冲突也多少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形成大规模外溢。这是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一叶知秋惶恐不安。而反过来，这种高度的关联性，又恰恰提供了全球网络的高度韧性，众目睽睽之下，诸多利益相关方的相互拉扯和反制之下，任何打倒性的暗箱操作和不顾众怒的逆潮流之举，很难一举而竟全功。

　　这是一个失序的世界，是一个重组中的世界，更是一个渴望建立稳定的新秩序的世界。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看似会让人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不可知论的尴尬境地，但也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认知路径，任何自以为能够准确预言乃至操弄历史大势者，似乎总会被历史所嘲弄。

　　(作者系财经杂志副主编)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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