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新入主白宫后，以“对等关税”为核心、针对关键行业商品的新贸易政策席卷全球。自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高调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解放日”关税计划以来，以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为名，对70多个国家实施差别化关税措施。2026年1月，特朗普以格陵兰岛问题为由，再一次向法国挥舞200%的关税大棒，目标直指法国葡萄酒等支柱产业。

　　虽然“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TACO）理论在其针对欧洲贸易策略的反复横跳中已多次显现，但特朗普关税政策超出经济范畴、作为政治惩罚工具的战略意图也愈加清晰。其不确定性行径并非偶然，而是美国对全球经贸治理体系进行“破坏性重构”的战略延续，标志着单边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也让全球经贸秩序陷入高波动的未知境地。当多边贸易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不得不追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秩序如何从繁荣走向分化？美国为何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既往护持者转向破坏者？面对深刻变局与深层矛盾，全球经贸治理的破局之路又在何方？

　　全球贸易秩序的演进与分化

　　回溯历史，二战后的全球贸易体系曾沿着一条清晰轨迹演进：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深度整合。1970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约为37%。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已升至50%以上。此后虽未持续增长，但稳定维持在全球贸易的半壁江山。同样，全球价值链内服务贸易在危机前也有所扩张，超过了37%，但随后几年略微下降至不足35%。值得关注的是，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快速加强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例如在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年均增长率为5%，并快速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供给和消费双重中心的转变，连续8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见图）。全球价值链深化不仅是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变革，更是知识扩散与技术溢出的渠道，中国通过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供应链，有效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WTO

　　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为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其后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多轮谈判大幅削减关税壁垒，建立争端解决机制，为全球贸易扩张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此背景下，全球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19世纪初的5%跃升至21世纪的25%。更令人瞩目的是，全球极端贫困发生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降至2019年的约10%，13亿人成功摆脱极端贫困。这一奇迹的背后，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依托对外贸易实现经济增长的实践逻辑。国际贸易不仅是商品流动的载体，更成为知识扩散与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持续推动各国生产率提升与创新活力迸发。

　　然而，全球贸易秩序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系统性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贸易限制措施开始增多，而2018年中美贸易战则标志着系统性危机的开始，保护主义浪潮愈演愈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为，也昭示着贸易政策从传统制成品高关税向中间投入品严格限制的重要转向。这些关税实际上几近完全转嫁至美国国内价格，不仅未能有效减少贸易逆差，反而导致制造业就业净减少。更值得警惕的是，国家安全理由正成为贸易保护的“万能借故”，特别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越来越多地援引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实施贸易限制。这种政策转变反映在供应链布局上，表现为“回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战略的兴起，用于减少对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进一步加剧了贸易秩序的碎片化。

　　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正推动全球经济向两大集团分化的方向发展。模拟研究显示，若美中完全技术脱钩并形成相互排斥的贸易集团，全球GDP将显著下滑，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短期产出损失可能高达10.8%，这些国家高度依赖初级商品出口和全球知识溢出，贸易渠道中断将直接切断其发展命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贸易与投资作为国际知识扩散的核心载体，其功能受阻将对全球创新与生产率增长产生长期抑制，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将面临枯竭风险。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商业逻辑，更在持续重估着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力量格局，随着贸易秩序从多边框架向区域集团演变，适应碎片化世界的新规则正在悄然形成。

　　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既往霸权逻辑

　　二战后，美国凭仗其压倒性经济与军事优势，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后续演进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为美国带来了难以替代的制度性收益、结构性优势和战略性价值，也使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有充足的内在动力去维护这一由其亲手缔造的多边秩序。这种积极护持的姿态并非出于利他，而是源于对体系红利的深度依赖与经营，其逻辑根植于三个相互强化的支柱：货币金融霸权、不对称的产业循环支配以及知识—规则垄断权。

　　一是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铸币税收益，构成美国经济治理霸权最核心、最持久的基石，为其带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所述“嚣张的特权”。截至2024年年末，虽面临多元化挑战，但美元仍占据全球外汇储备的约53.63%和国际支付的约49.68%。这种核心货币身份赋予美国一种独特的“外部铸币税”收益，这远不止于印刷钞票的成本与面值之差。它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传统发行铸币税，全球为应对交易和储备需求而持有美元现金，相当于为美国提供零息贷款；二是通货膨胀税，美国可以通过适度货币政策，将通胀压力向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分摊；三是更宽泛的国际货币收益，包括能够以本国货币计价和借贷从而规避汇率风险，使美国企业、政府和投资者享有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高的金融自由度。铸币税收益之外，货币霸权还赋予了美国强大的“长臂管辖”金融制裁能力，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等机制，美国能将特定国家或实体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以实现其政治与地缘战略目标，这使得美元霸权超越了纯经济范畴，成为一种强大的战略权力工具。

　　二是依托美元外汇储备形成“债务—资本”的独特循环机制，使美国得以维系并受益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开放经济下的资本流动逻辑，并在美国实践中被其发挥到极致：美国通过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流动性，为世界提供交易和储备媒介；而其他国家积累的美元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或进行股权等投资，回流至美国资本市场，支撑了其政府赤字、企业融资和居民消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对称互补”模式愈加深化，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低储蓄经济体，与以东亚出口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贸易伙伴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各国经济失衡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仍能顺畅运行的共生模式。美国得以超越国内储蓄的约束，维持超出其产出的消费和投资水平，而出口国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来自市场端、就业端和资产端的安全收益。这种循环使得美国能够长期以极低成本收割全球资源，并巩固了华尔街作为全球金融中枢的地位。

　　三是通过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知识—规则体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了攫取超额收益的支配性地位。通过主导以GATT/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在推动全球关税削减、市场开放的同时，也推动着高度不对称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不断深化。美国凭借其在尖端技术、品牌管理、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等“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领域的绝对优势，将标准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与组装环节系统性外包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廉价商品，抑制了通胀，更使美国企业能够专注于最具营利性的研发、设计、营销和标准制定环节，从而长期攫取全球产业链中的超额利润。此外，从互联网协议到全球定位系统，从金融会计准则到药品专利规则，美国主导着当今世界大多数关键领域的技术标准和产业范式。这不仅带来了直接的技术许可和专利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极高的产业进入壁垒和路径依赖。即便其他国家在制造业上实现了追赶，也往往需要在底层技术、核心软件或行业标准上向美国支付高昂费用或受其制约。

　　综上所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能够为霸权国源源不断带来货币特权、产业支配和规则红利的复合系统。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护这一体系的稳定运行，就是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这解释了为何在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美国一直是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倡导者。然而，这一体系的可持续性建立在两个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是美国必须审慎管理其内外经济政策，维护美元信用；二是体系内其他主要参与者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自身在分工和收益分配中的位置大体满意。当这两个平衡相继瓦解，美国从霸权护持转向破坏性重构，便已成为一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历史动向。

　　美国转向破坏性重构的深层动因与现实表现

　　近年来，美国对现有多边经济秩序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积极维护转向破坏性重构，这一转变既是国内政治经济压力累积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对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战略焦虑的集中体现。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清晰反映出其重构意图：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等多边机制、瘫痪WTO争端解决机制、单方面发动关税战和科技战、滥用金融制裁工具以及构建排他性的“小圈子”替代既有多边框架等。

　　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与维护成本上升是首要诱因。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高度依赖“美元环流”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主要依赖于“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模式的环流。然而，这一机制存在的内生性矛盾会不断侵蚀自身赖以存续的基础，这种内在矛盾在当代表现为“特里芬难题”的新形态。

　　一方面，美元过度强势削弱了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加剧了贸易逆差并形成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美元国际循环模式已经从传统的“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演变为“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同时承担提供全球流动性的责任和应对贸易赤字扩大的压力，形成了难以调和的政策困境。

　　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国内治理困境是重要推力。自由贸易体系下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虽然提升了经济效率，并为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但也造成了美国国内严重的政治分化和制造业空心。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美元体系更加依赖金融循环而非实体经济支撑，进一步动摇了美元的信用基础。

　　一方面，就业市场错配：传统制造业提供的中等技能、中等收入岗位大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技能高收入和低技能低收入的“哑铃型”就业结构，自动化普及与技术替代在加剧传统岗位流失的同时，形成并巩固高技能需求与低技能供给的结构性断裂；另一方面，东西海岸的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与中部“铁锈地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地理的不均衡进一步固化了阶级与政治态度的分化，其后果是传统工业城镇出现逆城市化，贫富矛盾与地域差距持续扩大，为右翼民粹运动埋下伏笔，国内政治压力迫使美国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制度性压力是核心动因。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国际秩序内快速崛起，这种崛起正在根本性地改变全球权力格局和制度性话语权的分配，实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和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上升使美国面临巨大的制度性压力。

　　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表明，建立在单一主权货币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缺陷。随着美国政策自身摇摆性加剧和全球力量格局深刻变化，美元体系正从“过度特权”向“镀金牢笼”转变。而由于美元日益演进的武器化趋势，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也随之加速。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新型支付平台的出现，正在挑战美国通过技术优势、法规监管和金融制裁等手段深度掌控的SWIFT系统。在此基础上，美国推动的破坏性重构并非现有框架内的渐进式改革，而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根本性颠覆，其目的是通过打破现有秩序，重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排他性治理格局，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将进入并延续更加碎片化、更加冲突化、更加排他化的风险时刻。

　　韧性治理和非美经贸秩序的构建

　　中国作为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稳定力量，面临转口受堵、科技封锁及外需收缩等多重压力。然而，危机中也蕴藏着机会：美国对多边规则的破坏，客观上为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推动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更加包容、韧性、非美经贸秩序的战略空间。

　　（一）坚决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筑牢规则权威。以WTO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仍是全球贸易稳定发展的核心保障。为应对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对其权威性的严重冲击，中国需联合受美国关税冲击的经济体形成合力，在WTO框架下共同起诉美国违规关税措施，推动恢复上诉机构功能，通过进行必要改革增强其效率和效力，牢固维护多边规则的权威性与约束力。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同样是捍卫多边主义的关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涵盖全球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发展潜力最强国家的全球最大自贸区，通过深化其实施成效，建立成员国关税冲击应对协调机制，为受影响国家提供替代市场，将其打造为抵御保护主义的区域合作典范。此外，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多边平台积极倡导反对单边关税的国际共识，提出全球贸易稳定倡议，维护非歧视、开放等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为动荡中的全球经济治理注入确定性。

　　（二）填补治理真空，强化公共产品供给。美国关税政策加剧全球公共产品缺口，尤其是对高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知识溢出渠道的发展中国家造成系统性冲击。通过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机制，我国可切实为受关税冲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融资，设立专项贸易融资基金，为受影响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力度，对柬埔寨、越南等面临高额美国关税的国家扩大市场准入，实施更大范围的低关税待遇，有效发挥14亿多人口大市场的“稳定器”作用。

　　数字治理与金融公共品供给也是破局重点。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实施金融制裁，各国寻求支付替代方案显得尤为关键。推广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美元体系之外的支付选择。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等供应链伙伴关系网络，建立关键物资稳定供应储备与应急调配机制，整合物流、关税、供应链数据，降低贸易摩擦中的信息成本建立。

　　（三）坚持去政治化导向，塑造和平发展形象。多方市场合作是破解围堵的关键。面对美国将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倾向，中国更应当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反制策略。在应对美国挥舞关税“大棒”时，坚守以经济逻辑应对经济问题的立场，在多边场合倡导经济合作的非政治化本质，削弱美国以“非市场行为”为借口的遏制逻辑，推动形成抵制保护主义的国际共识，以制度型开放重塑全球化信任。

　　在制定反制关税措施时也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保持审慎克制的理性态度，确保程序透明、标准明确；建立公开透明的贸易救济措施评估机制，维护正常商业往来，避免伤及第三方；加强与欧洲、东盟、拉美等第三方务实合作，在面临美国共同关税压力的背景下，进一步构建去安全化合作机制，打破“泛安全化”叙事对经贸合作的阻滞和束缚。

　　（四）构建自主循环体系，减少单一市场依赖。科技自主与产业链韧性是应对关税战的核心。强化科技创新体系扶植，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我国更应当坚守战略定力，重点突破美国关税和技术封锁针对的高技术领域，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性。

　　内需市场是抵消外部冲击的压舱石。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突破50万亿元大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继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与流通壁垒，通过扩大内需部分抵消出口市场受关税冲击的影响，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此同时，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积极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成员国等新兴市场，建立多元化出口市场结构，从而有效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秩序在单边主义重击下出现裂痕，而新秩序轮廓却尚未完全清晰。这场由美国破坏性重构所引发的全球贸易地震，从关税战蔓延到产业链，从贸易规则拓展到货币体系，最终撼动二战以来建立的经济合作格局，虽给世界带来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失衡冲击，但也倒逼世界治理体系向更公平、更具韧性的方向探索转型。

　　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并未过时，只是等待被重新定义。当上诉机构持续停摆，当国家安全被泛化为贸易武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合作却正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实践，并非要彻底拒斥旧的体系，而是自信昂扬地期待着为世界提供更多元化的稳定选择。捍卫多边规则，是在维护中小国家赖以生存的游戏规则；提供公共物品，是为了填补单边主义撤退留下的治理真空；坚持去政治化合作，是对抗全球经贸体系“黑暗森林”、零和博弈的和谐方案；而构建自主循环体系，则是确保自身发展权、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基石。

　　前方的道路并非在隔绝与依附之间二选一。唯有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坚持互利共赢，才能搭建通向多元共存、韧性联结与合作共赢的未来桥梁，最终实现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与长远发展。(课题执笔人：张梓航、安然)

　　①宋芳秀, 李庆云. 美元国际铸币税为美国带来的收益和风险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06,(04):54-56.

　　②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04):125-155+160.

　　③李凌云.从美元霸权到美元危机的历史与逻辑[J].南方金融, 2010, (03):49-52+79.

来源：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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